我国建立保付支票制度的必要性

纵观世界各国之所以规定保付支票制度，与保付支票在现实经济生活作用是密切联系的。同时又与各国的票据立法体制有关。台湾完全仿照美国的保付制度，是因为其认为支票是支付证券，而非信用证券，须见票即付，因此禁止承兑；并且在支票上亦无保证制度(亦因为支票为支付证券)。另外虽然支票为支付证券，并非现款。从而，支票之受授，不能视同现款之受授。是以除有特别的意思表示和习惯外，开发支票而为清偿债务之提供时，不得谓为系依债务本旨所为之清偿。因此，支票于有现实付款之前，尚属不确实。

为使付款人负担付款义务，以确保支票的确实性，须有类似承兑之制度，保付支票，及应此需要所产生之制度也。日本采用支票保付制度，主要原因是，支票持票人对付款人不具有任何权利，付款人对于支票是否付款，完全听凭付款人的自由，付款人拒绝付款，持票人对付款人毫无对抗方法。所以日本采用保付以平衡付款人与持票人之间的权利。

我国票据法上支票亦属于见票即付的支付证券，既不存在承兑制度，也不存在保证制度，这样就使得支票的付款具有不确实性，即提示付款时，是否付款，及出票后有无拒绝付款的其他原因发生，对于持票人或者受让人都无从保证。

支票的付款人(银行)只是基于与出票人的资金关系，接受出票人的委托而付款，并不是票据债务人。在支票不获付款时，持票人对付款人不能主张任何权利，这样就使得票据当事人的利益极不平衡，不利于持票人权利的保护。因此，为了加强支票付款的确实性，增强支票的付款证券机能，同时也为了平衡票据当事人的权益，我国确有必要建立保付支票制度，惟此，才能维护交易安全，促进票据的流通，使票据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我国有关保付支票的立法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摧毁了旧法统，票据法即现行的台湾票据法在大陆被废除，保付支票制度自然也随之被废除。直到1986年年1月 27日发布的《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推行个体经济户和试行个人使用支票结算的通知》中才首次提到办理保付支票业务，但未对其性质、效力等作具体规定。所以这一时期保付支票制度虽有规定，但形同虚设。其后出台的《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》、《银行结算办法》都没对保付支票作相应的规定。

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，是建国以来首次对票据问题作出的完整系统的立法。该法于第四章专门对支票作出了规定，但遗憾的是其并未承认保付支票制度。根据记载事项效力可把记载事项划分为：绝对记载事项、相对记载事项、得记载事项、不生票据法上效力记载事项和不得记载事项(使票据无效记载、既不生票据法效力又不生民法效力记载)。

根据票据法定原则，又根据我国《票据法》第24、81和94条规定，票据上可以记载票据法规定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，但该记载事项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。所以在我国目前的票据法律制度中，“保付”记载属于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记载，只产生民法上普通的保证作用。即支票经银行保付后，银行并不因此成为绝对付款义务人，如果持票人不获付款，其只能基于民法上的关于保证的规定，请求银行承担保证责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出台了《杭州市银行保付支票试行办法》，推出了支票保付制度，对我国保付支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。

但是该《办法》亦具有很大局限性，主要表现在：

首先，适用主体范围有限。该《办法》规定，只有具有良好信誉的存款人才能获得保付支票出票人的资格；其次，该《办法》规定保付支票禁止转让，这无疑不利于票据的流通，违背了设立保付支票的初衷和立法宗旨；再次，该《办法》限定了保付支票的最高额为20万元，极大限制了保付支票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；最后，同时也是最关键的是，正如前文所述，目前在我国的《票据法》上，支票保付只具有民法上普通保证的作用，并非真正的“保付”。

《杭州市银行保付支票试行办法》作为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制定的行业管理办法，属于行业规范，其效力位阶自然处于《票据法》之下，所以该《办法》中的所谓的“保付”充其量只能说是民法中的“保证”。由此可见，我国目前尚不存在真正的保付支票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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